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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倬云:儒家与中国思想大势

2021-11-28| 来源:互联网| 查看: 317| 评论: 0

摘要: 孔子之儒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。在此以前,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,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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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之儒

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。在此以前,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,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。第一,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;天命无常,维德是亲,天命不是特别宠爱那一群人,天命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,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。天命观念,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,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。这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;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,天视民视,天听民听,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。第二,周代的封建制度,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;所有的封君,不仅他权力来源来自周王,而且他们能否获得天命的眷顾,也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的媒介,才能上达天听。于是,政治权力的分配、亲属关系的网络,两者迭合为一,政统和宗统是两个网络迭合。

在这个命题上,殷商史料显示,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,亦即祖先崇拜;周代的封建制度,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跨前了一步,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一起。这一现象,西周青铜器上面的文辞,充分可见:青铜器的铭辞,通常包括两点,一点是自夸功德,第二是追溯祖先。周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,与时并进。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。

周易是中国人承受的另一重要遗产。这一古代从解释占卜累积的记录,发展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辩证关系。一切事物,无不在变化之中;唯有“变化”是不变的。几千年来,这一套人间智慧,不断引导中国人的思维。

《左传》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,譬如说,叔向、子产、史墨、史蔡,这些人物,在各个不同的层面,传达类似的价值观念:他们乃是儒家思想先行者。虽然我们没办法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上,重建完整的体系,然而他们的思想脉络,显然是和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。

孔子身处的时代,礼坏乐崩,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,只剩下一个空名;实际上,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,都在各自的封域,自求发展、彼此较量,求取胜利,发展实力和掌握的资源作为决胜的条件。西周封建制度本来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。在大崩溃的时候,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;在崩溃之中,他致力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,不是为了治理权力的分配,而是依据理性道德而建立的系统,作为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,也作为他所盼望世界可以遵行的行为准则。孔子的门下,聚集了一批抱持同样理想的人物;他们都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,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;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,他们也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。

孔子教诲门下,并没有后世所谓的学校,而是和来自各方同仁和朋友们,随机讨论问题,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中的要素。从一开始,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,而是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;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理上。“道”在孔子心目之中,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;即使至高无上的神明,“天”,也就不过是“道”的显现。天和“道”是一体两称。神的力量和永恒与普世的原则,虽然抽象,然而“道”不只存在人与人相处,也存在于万事之中。因此,在儒家思想,落实在人间事务之上,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,也是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。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来思想启发一锤定音,这是一个人间的与社会的认知的学问:这个特点,我们必须记得,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最大的差异。

孔门弟子与对手

孔子门下号称三千人,其实并没有三千之多,其中真有成就,也在各自领域有所贡献的,也不过十几二十位。他自己认为门下的弟子们,分别属于四个门类:德行、政事、语言、文学四科。这四科,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。四科的分配,德行是修身,政事是为人服务,语言是为处理社会事务,以及传达讯息,文学是书写能力,和语言同为传达讯息。这四门学科之中,有三门相当实用,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、服务公职,在公职的职位上,为安顿人民而努力。儒家“安百姓”和“安人”是两个志业;“人”是自己四周的人,“百姓”是天下所有的人类。因此他的实际事务、所关怀的对象,不仅是国家自己的公民、国内人民的福祉,而且也关怀人类全体的福祉:这是普世和永恒的价值观念;在他心目中,有志者必须“修己”,亦即整顿自己,才可以安百姓:这是最高的境界,甚至古代圣王,也未必能完全做到。从这个角度看,自己和群体,是不能切割的延续体。所以,忠恕和仁,可以,也必须,一以贯之。

到了孟子,将孔子比较实用层面的儒家思想,扩大为相当抽象的哲学,孟子思想的根本,是在拿人性和天道结合为相呼应的两个永恒的关怀,所以人心必须是善,天心是垂爱人间,也必须是善。道与性,个人与天下,都是延续不能分割的关怀。

孔子、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,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,他们都是能够为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,孔门弟子忙忙碌碌奔走各处,希望能够替人游说,使得当时君主能够拿他们意见,利用国家的力量,一步、一步将这世界带向更高的境界。后儒遂归纳为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一步步提升安顿自己的修养,才能参与提升各级群体福祉的志业。

这一套理想,在当时也不仅儒家独有,和儒家平行发展的其他思想家,例如,墨家和杨朱谁各有不同的陈述,却也有类似的关怀。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,人对天意有绝对的服从。天不偏爱,一视同仁。墨家的子弟,摩顶放踵,都是为了要将这个世界带向绝对的太平。墨家可能是从孔门分出去,他们特别强调天的绝对善,及人对天的“尚同”。这一条,本来是出自好意,最后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。最高权威的是天,天子上同于天,贤者上同于最高的贤者。于是,墨家为了趋同于善,不免抹煞个人的自主和个性。

至于杨朱,他们选取了个人和人性的自主。每一个人,都有人的尊严和价值,为了这个“仁”字,我们可以牺牲一切,没有任何代价可以收买或糟蹋“仁”;不拔一毛,以利天下;也不为一己,而损伤别人。杨、墨实际上是在儒家的左右两翼,各自发挥了儒家关心的一橛。

孟子的时代已经到战国时期。孔门主旨,不论独善其身,还是兼善天下,都着重“善”。四科之中,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,无非是为了个人,或群体,能够趋于善。孟子肯定人性本善,可是会因为欲望而丧失本性的善。他的时代杨、墨理论,遍行天下;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,主张持守本性的善,排除可能的恶。

于是,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。

荀子时代已到战国晚期。他在善恶二元的对立,特别注意到善是天生的呢?还是人为的修养?一般人以为,他主张性善是伪;其实,他所谓的“伪”,并不是“假装”,而是意指“人为的努力”。人性可为善,但是,如果不加注意,受到种种诱惑沦落为恶。人必须要努力地让自己培养向善的方向,才能做到善。在政事方面,治理国家乃是走到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,他的不少陈述,都在讨论怎么样的境界,才是一个好的国家,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。孟、荀二家,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,可是二人也都指陈,这二元乃是可以彼此转换,乃是在二极之间演变的过程。

荀子门下,衍生了所谓“法家”的理论。一个是韩非,一辈子综合了许多从政人员实在的经验,综合为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。另外一个学生李斯,他成为秦始皇的助手,为秦朝规划制度。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,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其实践,使得儒家在此后几千年来,皇帝制度的旁边,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理论基础,关于这一部份我们下面还会再讨论。

儒家真正的对手,乃是道家,老子和庄子两家,都在末世楚国的疆域内发展。楚国的疆域是淮汉地区;这里丘陵、湖泊、溪流、森林的自然条件,和北方黄土平原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。楚文化集合起来的南方传说系统,也与北方系统,呈现不同的风貌。南方诸神都是山间水涯活动;俊美的男神、绰约的女神,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,是传说世界的角色。北方生活艰难,人人必须要约束、节制,必须要尊重人跟我之间的界线。南方容易维生,也因此有发舒自我的空间。南方的精神活泼而自由,对个人有更多的自我、更多的尊重;人在相容于自然之中,而不是人和自然对抗。于是,在这个环境下发展,着重点都在尊重个性,甚至对“集体”离弃,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。他们也主张,“自然”之道不能绝对。老子、庄子议论的出发点,和北方自然环境中产生的很不一样:对于“真实”的本体,老家以为“有”出于“无”,一切在流动中;庄子则以为,衡量和判断的角度和尺度不同,观察的结果也会不同。老家的虚无论和庄子的相对论,都在绝对真理之外,提出另一些选择,也因此否定了思想的武断。

汉代以后的儒家发展

秦帝国建立以后,很快就崩溃了;秦朝留下来的,却在汉朝继续存在。汉代初期,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。汉代以来,帝国体制,已不能回到封建。帝国体制必须要有一个政府、必须要有一批能干的公职人员,儒家和皇权才结合为一:儒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,而皇帝制接下来周代的天命,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合法依据。这个结合最重要的枢纽,乃是汉代的察举制度,这一部分将来我们会更多地叙述。

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董仲舒的学说。在董仲舒手上,儒家关心的项目,譬如,天命、道、人间的关系、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、人性和人体的,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上学体系之内。董仲舒的“感应论”乃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。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,第二层次在人间之中,国家又是一个层次,社群、社区又是一个层次,个人在上面所说每个层次之中都有一定的地位,而一个人身体之内五脏六腑以及种种的器官,又是一个层次。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,每个层次都贯穿上、下层次,每个层次中各个部门又是互相影响、互相制衡;任何部门不用太多和太少,过犹不及,都是不适当;每个部门的力量和另一部门之间只有互相呼应,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。同样,层次与层次之间,也是一个互动的关系。于是,在整个庞大系统之内,人固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,人只是宇宙之间小小的点,而这个渺小的点,却也可能影响整个宇宙的运作。

这个形上学的系统论,在今天科学的宇宙结构、物理化学的结构、以至于生物学的细胞结构、社会的人与人的分析;董氏理论,和现代科学的宇宙论,竟有些许的神似之处。当然,董仲舒的宇宙论,只是形上学的建构,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。董仲舒建构的儒家系统,渗透在中国文化之中,影响到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思考。他的学说,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,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,也有自觉的使命感,投身治国,向往平天下。不过倒过来看,两千年来,有多少儒家的文官,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?多少文官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?为了个人的利益,甘心为专制君王服务。

汉代的儒家,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,而又落实在法家的实务的范畴之内。汉朝所谓外儒内法,外面以儒家为装饰,内部以法家为其专制的内容。在社会层次,经过察举制度,文官系统也产生自我滋生、自我更新的机制。这个自我完足,而又能够不断平衡的社会精英群,整体而言,才有足够力量,抗衡皇权;二者之间,既是互相依存、也是互相制衡,儒家如此地存在,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。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,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。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,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。

经过这些儒生,儒家体系不断更新,也不断吸收更多的思想,在东汉以后,佛教进入中国。佛教的思想体系和道家的思想体系,确有相当的类似性和相容性。这两个出世的思想,和儒家入世的思想,也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关系,彼此相容。他们也在中国人的人生不同阶段,彼此代替。有见识的人,当有为之年,对应为之事,应当积极进取;在无力的老年,或面对不应之事,即应宁静淡泊。儒、道、佛,三家合一,使得中国文化中每一个人都会承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: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。中国皇朝起起伏伏,不断改朝换代,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有很大的变化。然而,儒家和与他相应的佛道家,却是长期地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。宋、明两朝,程、朱理学和陆、王心学,先后兴起,各别修改了儒学内容。他们各自的影响,将在别处讨论。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,延续长久,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,这个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,而目前几乎已将消失。

◎许倬云口述,陈珮馨、陈航整理,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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